2017年03月12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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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職新聞

出 處:聯合報╱第A15版╱民意論壇╱黃光國╱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(台北市)

       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投書聯合報,析論台灣高等教育在論文發表方面的迷思;國內外許多位重量級學者發表了類似觀點。教育部次長陳德華表示,以論文數量評鑑教師確實不理想,教育部已不要求大學以此作為指標。

話雖然是這麼說,可是,教育部要以什麼標準來評鑑教師呢?教育部的回答是閃避式的:鼓勵各大學自主「建立多元化的標準」。國科會的態度倒是比較明確,主委朱敬一、副主委賀陳弘、牟中原、和孫以瀚曾發表了一份題為《我們該如何看待「科研指標」?》的政策說明書,宣示:「自即日起,國科會各類案件的申請者可以主動提供其文章發表刊物的各種指標,但本會將不會做任何僵硬的加權處理。」

這項宣示顯示:經過一段時間的盲目崇拜「SCI和SSCI」之後,國科會已經喪失掉「實質評鑑」的能力。在這套「學術指標」弊病叢生的情形下,國科會要研究者「主動」提供其文章發表刊物的「各種指標」,而不是規劃一套制度,來評估學者的「實質貢獻」。這種「指標思維」其實根本不能解決問題。

舉個例子說吧,我們有位心理學界的「大老」,三十幾年前在國外時,作了一項實驗,在《自然》上發表了一篇論文,說明西方拼音文字學習的模式也可以套用在漢字的學習之上。他到處宣稱《自然》的「衝擊指數」有多高多高,後來也順利當選中研院院士。可是,他在國外指導過的一位學生,回國後從各種不同角度,做了十個以上的實驗,都無法得到同樣結果,她因此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,質疑老師的研究結果到底是「神話」,還是「實話」?但這位「大老」卻不作任何公開回應。

此後,同行學者耗用了大量的資源、時間和精力,從事後續研究,其結果也不斷挑戰這位「老大」的「重大發現」,但他同樣不作公開回應。以前教過他的一位教授因此發表論文,指責類似這樣的論文「誤導後繼者的研究方向,超過廿年」。但這又有什麼關係呢?論文的爭議性愈大,「引用率」的「指標」愈是衝高,這位「老大」也因此在台灣官學兩界呼風喚雨,縱橫數十年。

如果國科會和教育部停留在「指標思維」層次,不懂得如何做學術研究的「實質評鑑」,我們的學術研究必然無法擺脫形式主義的泥淖。我要特別指出:從事學術的實質評鑑並非沒有前例可循。目前學術實質評鑑制度發展最健全的國家,是荷蘭和英國。如果國科會和教育部不面對問題,不致力於建立切合國情的實質評鑑制度,我們如何可能破除當前形式主義盛行的虛矯學風?